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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凤凰涅槃十三钗

严歌苓 Ctrl+D 收藏本站

    23.凤凰涅槃十三钗

    他穿过院子,往厨房走去。

    他会以“我的孩子”来开始他的“抉择”演说,就像成百上千次他称呼女学生们“我的孩子”那样。难道她们不也是他的孩子们?奇怪得很,他感到一种冲动,想称她们为他的孩子,他甚至不感到造作和勉强。究竟什么时候他对她们改变了看法?当然没有完全改变看法,否则他不会把她们当成牺牲,供奉出去。他仍然不尊重她们,但不再嫌恶她们。

    他要向她们表示痛心:事情只能这样子,日本人带走的只能是她们。只能牺牲她们,才能搭救女孩们。他会对她们说:“我的孩子们,牺牲自己搭救别人能使一个人的人格达到最神圣的境界。通过牺牲,你们将是最圣洁的女人。”但他在走进厨房的门之前,突然感到这一番话非常可笑,非常假模假式,甚至令他自己难为情。

    那么说什么好呢?

    他甚至希望她们抗拒,跟他翻脸,恶言相向,这样他会产生力量,对她们说:“很遗憾,你们必须跟日本人走,立刻离开教堂。”

    一秒钟都浪费不起了,可英格曼神甫仍在满心火烧火燎地浪费时间。

    “神甫!”法比从后院跑来,“墓园里都是日本兵!他们跳进墙里一直埋伏在那儿!”

    英格曼一下推开了厨房的门。他脑子里只剩一闪念:但愿这些女人能像所有的中国良家女子一样,温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。

    但英格曼神甫在推开的门口站住了。

    女人们围着大案板,围拢一截快燃尽的蜡烛,好像在开什么秘密会议。

    “你怎么在这里?”法比小声问。

    “是我叫她们上来的。”玉墨说。

    “十几个日本兵刚才没跟他们的长官出去,守在后院墓地里呢!”法比说。

    玉墨无所谓地看了他一眼,就把目光转向英格曼神甫:“我们姐妹们刚才商议了……”

    玉笙说:“你跟谁商议了?!”

    玉墨接着说:“我们跟日本人走,把学生们留下来。”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立刻感到释然,但同时为自己的释然而内疚,并恨自己残忍。

    法比急着插嘴:“你们真以为有酒有肉?”

    喃呢说:“真有酒有肉我也不去!”

    玉墨说:“我没有逼你们,我自己能替一个是一个。”

    红菱懒懒散散地站起来,一面说:“你们以为你们比赵玉墨还金贵啊?比臭塘泥还贱的命,自己还当宝贝!”她走到玉墨身边,一手勾住玉墨的腰,对玉墨说,“我巴结你吧?我跟你走。”

    玉笙大声说:“贱的贵的都是命,该谁去谁去!……”

    几个女人嘟哝起来:“我还有爹妈兄弟要养呢!”

    “又没点我的名,我干什么要去?”

    玉墨恼怒地说:“好,有种你们就在这里藏到底,占人家地盘,吃人家口粮,看着日本人把那些小丫头拖走去祸害!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?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?”她现在像个泼辣的村妇,一句话出口,好几头挨骂,但又不能确定她究竟骂谁。“藏着吧,藏到转世投胎,投个好胎,也做女学生,让命贱的来给你们狗日的垫背!”

    玉墨的话英格曼神甫不太懂。有些是字面上就不懂,有些是含意不懂,但法比是懂的,他生长的江北农村,不幸的女人很多,她们常常借题发挥,借训斥孩子诉说她们一生的悲情。让人感到她们的悲哀是宿命的安排,她们对所有不公正的抗拒最终都会接受,而所有接受只是因为她们认命。玉墨的话果然让绝大多数女人都认了命,温顺地静默下来。

    “你们不必顶替女学生。”法比对玉墨说。

    玉墨愣了。法比感到英格曼神甫的目光刺在他右边的脸颊上,“谁都不去。”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用英文说:“说点有用的话,法比!”

    “让她们全藏到地下室,也许日本人搜不出来。”法比说。

    “这风险我们冒不起!”

    “南京事件的时候,直鲁军和江右军几次跑进教堂来,我们不是躲过来了吗?”法比启发神甫。

    “可是日本人已经知道女学生藏在教堂里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就是你向日本人供认的时候,已经想好要牺牲这些女人了。”激动的法比发音含糊但语速飞快。他看老神甫吃力地在理解他,便又重复一遍刚才的指控。他从来没像此刻这样,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男人,那么排外,甚至有些封建,企图阻止任何外国男人欺负自己种族的女人。

    “法比·阿多那多,这件事我没有跟你商量!”英格曼神甫以低音压住了法比的高音。

    门铃响了。蜡烛上的火苗扭动一下。

    “快到地下室去!”法比对女人们说,“我活着,谁也别想拉你们做垫背的!”

    “没有拉我们,我们是自愿的。”玉墨看着法比,为这一瞥目光,法比等了好多个时辰,好几天,好几夜,这目光已使法比中毒上瘾,现在发射这目光的眼睛要随那身躯离去,毒瘾却留给了法比。

    “我去跟少佐说一声,请求他再给我们十分钟。”英格曼说。

    “二十分吧。装扮学生,二十分钟是起码的。”玉墨说。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眼睛一亮,他没想到赵玉墨的想法比他更聪明、更成熟,干脆就扮出一批女学生来!

    “你觉得你们能扮得像吗?”英格曼问。

    红菱接道:“放心吧,神甫,除了扮我们自己扮不像,我们扮谁都像!”

    玉墨说:“法比,请把学生服拿来,不要日常穿的,要最庄重的,要快!”

    法比跑到《圣经》工场,开始往阁楼上攀登时,突然想到,刚才赵玉墨没有叫他“副神甫”,而是叫他“法比”,把“法比”叫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。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的恳求得到了少佐的批准。他的部队在寒冷中静默地多候了二十分钟。英格曼给的理由是说得过去的:唱诗礼服很久没被穿过,有的需要钉钮扣,有的需要缝补、熨烫。士兵们站在围墙外,一个挨一个,刺刀直指前方。多二十分钟就多二十分钟吧,好东西是值得等待的。日本人是最讲究仪式的。一盘河豚上桌,都装点成艺术品,何况美味的处女。

    二十分钟后,厨房的门开了,一群穿黑色水手裙、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,她们微垂着脸,像恼恨自己的发育的处女那样含着胸,每人的胳膊肘下,夹着一本圣歌歌本。

    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“女学生”。这是我想象的,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,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,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。

    再说,南京这座自古就诱陷了无数江南美女并把她们变成青楼绝代的古城,很少生产丑陋的窑姐,丑女子首先通不过入门考核,其次是日后会降低妓院名望,甚至得罪客人。所以在电影尚在萌芽时期的江南,盛产的穷苦美女只有两个去处,一是戏园,一是妓馆。

    我姨妈书娟没有亲眼看见赵玉墨一行的离去。后来是听法比说的,她们个个夺目。

    赵玉墨个子最高,因此走在队伍最后。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走上前,给每个女人划十字祈求幸运。轮到赵玉墨了,她娇羞地一笑,屈了一下膝盖,惟妙惟肖的一个女学生。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轻声说:“你们来这里,原来是避难的。”

    “多谢神甫,当时收留我们。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,现在不知道给祸害成什么样了。”法比这时凑过来,不眨眼地看着玉墨。玉墨又说:“我们活着,反正就是给**害,也祸害别人。”她俏皮地飞了两个神甫一眼。

    法比为女人们拉开沉重的门。外面手电筒光亮照着一片刺刀的森林。少佐僵直地立正,脸孔在阴影中,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却从昏暗中跃出来。法比从来没想到他会拉开这扇门,把人直接送上末路。把一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送上末路。

    法比想,这个叫赵玉墨的女子错过的所有幸运本来还有希望拾回,哪怕只拾回一二,哪怕拾回的希望渺小,但此一去,什么也拾不回了。这样想着,他心里酸起来。他染上中国人的多愁善感,是小时候阿婆带他看中国戏曲所致。阿婆在他心灵中种下了多愁善感的种,是啊,种是可以被种植的,种也会变异。

    一辆卡车停靠在烧死的树边,卡车尾部站着两个日本兵。等到第一个“女学生”走近卡车,他们一人伸一只手,架住她的胳膊,帮她登上梯子。不要他们帮忙是不行的,他们立刻把枪刺横过来,挡住退路,限止动作。

    少佐跟在玉墨旁边。

    法比在三步之外跟着他俩。

    英格曼神甫站在教堂大门口,许多天不刮的胡须使他的容貌接近古代人,或者说更脱离人而接近神。

    我想象英格曼神甫在那一刻脑子空空,只盼着这场戏顺利进行,直到结束,千万不要节外生枝,他经不住任何意外枝节了。

    他目送一个个“女学生”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,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,从她们的身材、动作他基本能辨认出谁是谁,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。他有点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——是父母给的真名字,不是青楼上的花名。他只记得一个名字,就是赵玉墨。这大概也不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。他永远也不会知道,赵玉墨宁可忘掉亲生父母给她取的名字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的晚餐是烧糊了的土豆汤。陈乔治死去之后,大家就开始吃法比的糊粥、糊汤。不同的是,这顿晚餐分量极足,每个女学生都吃双份。下午法比在准备晚餐时,并没有料到那十三份汤将多余出来。女学生们终于实现了她们这些天藏在心底的祈祷:让我饱饱地吃一顿吧,别让那些窑姐分走我的粮食了。她们没想到,她们的祈祷被回复了,是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回复的。她们一勺一勺地吃着土豆汤,书娟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苏菲。苏菲脸上一道血痕,是混战时被指甲抠的,那道血痕是苏菲麻木的脸上唯一的生动之处。谁也没有发感慨:啊,那些女人救了我们。也没人说:不晓得她们活得下来不?但书娟知道同学们跟她一样,都在有一搭无一搭的忏悔:我当时只是想吃饱,没想到我的祷告对她们却成了恶毒咒语。

    还需要一些时间,需要一大截成长,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,这群被她们看成下九流的女人。

    晚餐前,法比·阿多那多带领她们祈祷,然后他匆匆离去了。

    夜里十二点,法比从外面回来,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,学生们认识她,此刻轻声称呼她“魏特琳女士”。女士和法比一样,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,手势眼神也像中国人。她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。两个小时之后,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。魏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,凌晨离去时,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少年病号,“他们”个个面黄肌瘦,眼睛呆滞无光,条纹病号服飘飘荡荡,看起来里面像没有一具实质的身体。

    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,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,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,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,而后转船去了汉口。法比·阿多那多一路护送,身份从神甫变成了监护“医生”。谁也没想到,那次临时的职业伪装永久地改变了法比的身份。半年后他回到南京,辞去了教堂的职务,在威尔逊教会学校教世界历史和宗教史,在其他大学零散兼课,那十三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,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他通信,因为她和他都存在一份侥幸,万一能找到十三个女人中的某一个,或两个,即便都找不到,得到个下落也好,别让他们的牵记成为永远的悬疑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,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、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。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·阿多那多写了封信,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。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,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,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。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,赵玉墨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墨,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,他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。

    随着日军在南京屠城、强奸的事件渐渐被揭示,渐渐显出它的规模,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更是锲而不舍。她认为她自己的一生都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七天改变了。她告诉我,离开教堂之后,她和同学们常常冒出窑姐们的口头禅,或冒出她们唱的小调,那些肮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,全是下意识的。偶然争吵起来,她们也不再是曾经的女孩,变得粗野,个个不饶人,你嘴脏我比你还脏,一旦破了忌讳,她们觉得原来也没什么了不起,男人女人不就那一桩事?谁还不拉不撒?到了想解恨的时候,没有哪种语言比窑姐们的语言更解恨了。那之后的几个月,法比·阿多那多费了天大的劲,也没能彻底把她们还原成原先的唱诗班女孩。

    我姨妈跟我说到此,笑了笑:“法比哪里会晓得,那对我们是一次大解放,我们从这些被卖为奴的低贱女人身上,学到了解放自己。”

    在我二十九岁那年,我姨妈孟书娟完成了她对十三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。

    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,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“女学生”。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,(从威尔逊教堂餐厅里带走的牛排刀)但反抗未遂,当场被杀害。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,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,两三年内,相继死去,有的是试图逃亡时被击毙的,有的是染病而死,个别的自杀了。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,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,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,使她终于逃跑成功。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慰安妇之后逃出来的,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,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,我也找不到答案。